那年秋天，我供职于一家文化类杂志社，因为要策划一篇地域文化稿，带着一位编辑和一位作者，在当地一位学者的陪同下，赴一个山区的村庄考察。那位学者，是一所高校的中文系主任，老家就在那个村庄。

那个村庄，离城里有些远，我们在学者学校用过午餐，先打出租车再转乘公交车，抵达那里大约下午三点光景。由于时隔多年，现在的我对那个村的印象已模糊，只记得四周山岗耸立，溪水环绕，古建形态繁多。

(相关资料图)

那是一个“中国历史文化名村”。相传，大禹妻子涂山氏就葬于那边。现今遗存的宗祠、庙宇、台门以及桥梁、古道、驿站、井塘等，尚留有禹裔文化的印记。也正因有着这样一种独特的元素，吸引着我们前往。

当然，作为一本全国有影响力的文化类杂志，我们要求刊登的每一篇文化稿，都不仅仅停留于对史料的挖掘，更希望能纵深梳理，让文脉穿越时空跟当下无缝对接。于是，企图寻求“人以地传，地以人传”的资料。

在那位学者的带领下，我们来到村委办公室，相关负责人热情接待了我们，并提供了一份今人编译、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）撰稿的禹裔宗谱中的“名人传”。那份传记，一共收录了60余位禹裔及他们的生平事迹。

应该说，那个村历代人才辈出，有封疆大吏、地方圣贤、能工巧匠、学者术士、英烈贞妇等。他们中有的保卫国家，有的守望家乡，有的乐善好施，有的克尽孝道。那份传记，不仅是一部宗族史，更是一部精神史。

禹妃墓葬地。

鉴于时间关系，我无法细读那份传记，只是翻阅了一下，但有一位禹裔的事迹，映入了我的眼界，并深入到了我的心坎。可以这么说，那位禹裔在那批“名人”中间，并不怎么“耀眼”，既不贵，也非富，还不出名。

而且，那位禹裔的那个事迹，记述得极为简单，只有短短的一句话，加上标点符号，总共不超过50个字：“茂阳公乐善好施，每当风雪交作的时候，往往登上高楼远望，看见有烟火不冒的人家，立即给予帮助。”

由此，让我联想到，当时国内有那么几所高校，通过分析学生在校刷饭卡数据，比对困难生库，并结合学生综合表现，找出每月在食堂吃饭次数多、但每天消费低于平均值的贫困生，“偷偷”地往他们饭卡里打钱。

那位禹裔与那几所高校，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，但前者的“善举”与后者的“措施”异曲同工，他们不需要被资助对方提出“申请”，也不必对他们进行“公示”，却以精准的方式摸排出真正的贫困者，并进行资助。

余氏宗祠。（摄影：休闲老汉）

那次考察之后，我们做了一篇关于禹裔文化的稿子，发表在当年的杂志上。到了那年年底，我离开了那家杂志社，此后再也没去过那个村庄。然而，这几年以来，那位禹裔的那种善举，总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

如今，尽管我清晰地记得，那天下午在那个村庄游走，似乎迎着冷冷的风，为了取暖，我甚至还一度用双手抱紧自己的双臂。可此刻，在写这篇文字时，因为那位禹裔的那种善举，那个村庄瞬间在我心头变得无比温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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